一、高校辅导员制度的源起
高校辅导员制度是当前国内高校普遍采取的一种学生管理制度，在大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有两项制度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政治指导员制度，一是少先队辅导员制度。
1.政治指导员制度
所谓政治指导员，亦简称指导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和相当于连的基层单位的政治主官，与连长同为全连人员的首长，在上级首长、政治机关和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对连队的各项工作共同负责。政治指导员是连队党支部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者。”［1］政治指导员制度肇始于苏俄。为加强对军队的政治领导，1918年7月，俄共在建立正规红军的决议中，把政治委员列为正式编制，分队设政治指导员［2］。受这种“以党领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的启发，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实行党代表制，党代表负有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工作的任务［3］。随着北伐的展开，党代表制得到迅速推广，北伐军师级以上部队设党代表，团级部队设政治指导员。总体而言，党代表制(政治指导员制度)在国民党方面移植得并不成功，受政党组织严密性不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党代表制的作用日渐削弱乃至最终于20世纪20年代末被废弃。
政治指导员制度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际遇则截然不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政治指导员制度则成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即在团以下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三湾改编后，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制度。政治指导员的名称几经变更，1929年改称政治委员，1931年改称政治指导员，此后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全军和全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4］。
与此同时，政治指导员制度还从军队走向高校(主要是军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为了革命的需要，即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兴办大学，大学创办过程中尤为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例，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5］。抗日军政大学“设有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政治部下设有组织、宣传、训育、秘书四科，负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员编成若干大队，大队下设若干支队，支队下设若干中队，政治部给大队配备政治委员，支队配备政治协理员，中队配备政治指导员。它对学生的管理是实行基层学员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制度。政治指导员全面负责基层中队学员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是学校领导对学员进行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6］。这一制度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其效用在实践中得到了有力证明，至今仍散发着活力。政治指导员制度在军队尤其是军校的有效运用，为日后辅导员制度进入高校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2.少先队辅导员制度
所谓少先队辅导员，是“帮助组织少先队员开展各种教育活动的指导者”［7］。与政治指导员制度相类似，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同样源自苏俄。1922年2月，苏俄第一个少先队建立，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建设也提上日程。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儿童组织——劳动童子团。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组织也几经更替。1949年建立了全国性统一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在少先队的建设过程中，少先队辅导员制度是重要一环。1949年4月1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指出青年团应“领导少年儿童工作”，“吸收七岁到十四岁(足岁)的儿童参加少年先锋队。青年团应选派优秀的干部领导这一工作，并在各级团委之下设立少年先锋队队部，作为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领导机关。”［8］1951年7月，团中央派出中国少先队辅导员代表赴苏联学习其少先队工作经验。8月，团中央少年部在中央团校举办第一期少先队辅导员讲习会，参加的有各地学校总辅导员250人，少年工作干部50人，共计300人［9］。1952年12月6日，《教育部、团中央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的联合决定》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优秀的辅导员队伍，是做好少年儿童队工作的主要关键”，并就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专兼职问题以及减课、调动、进修培训等问题作了规定［10］。具体到少先队辅导员，《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第14条规定:“我们的辅导员，由共青团选派优秀团员或聘请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知识丰富、热爱少年儿童的教师以及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来担任。他们是少先队员亲密的朋友和指导者，帮助中队或大队委员会进行工作，组织活动。”［11］《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纲要》中则对少先队辅导员提出了基本要求，要求辅导员做少年儿童人生追求的引领者、实践体验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合法权益的维护者以及良好发展氛围的营造者［12］。这些规定从不同层面完善了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制度保障。
与政治指导员制度相比，少先队辅导员制度除去了军事色彩，保持了政治色彩，增强了教育色彩。少先队辅导员一方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及时传达、贯彻有关少先队工作的文件、指示;另一方面关注学生，加强与学生的交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活跃学生生活，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要求与日后高校辅导员的职责有诸多相似之处。
二、两个源起对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影响
作为高校辅导员制度的两个源起，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在诸多方面对高校辅导员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高校辅导员制度是两者相糅合的产物。
1.政治指导员制度对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影响
高校辅导员的早期提法为“政治辅导员”，这一提法与政治指导员颇多相似。正如政治指导员的产生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政治领导，高校辅导员在初期也是以一种政治工作机构的形式出现的。19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如何加强党对高校的政治领导成为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1951年11月30日，《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在拟定的第5条方案中提出:“为了加强全国工学院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各工学院有准备地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设立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工作。”该方案明确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并得到政务院批准［13］131。1952年 10月28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的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指出:“亟须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加强政治领导，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全国高等学校……应有准备地在校内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名称可为政治辅导处。”政治辅导处的任务为:“指导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协助教务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指导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社会活动;掌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管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历史、政治材料，主持毕业学生的鉴定，参加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参加教职员的聘任、升迁、奖惩等工作。”“政治辅导处设辅导员若干人，应就教师和学生中选择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政治品质优良者充任。其主要任务为:在政治辅导处主任领导下辅导一系或几系学生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组织推动教职员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社会活动。”［13］176－177以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为工作对象，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工作核心，这一高校辅导员的早期形态，明显借鉴了政治指导员的功用，也为日后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辅导员制度日益健全，逐渐将工作对象固定在学生上，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工作核心则一以贯之地坚持至今。
2.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对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影响
从时间上讲，少先队辅导员成型较晚，然而其实践更为丰富多彩，为高校辅导员制度提供了诸多参考。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在高校党委领导下，在青年团团委具体指导下进行的，许多团干部一身二任，同时也是政治辅导员，这种做法与青年团选派优秀团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一身二任”制度以清华大学的“双肩挑”为代表。1953年，在校长蒋南翔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建立了“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选择一些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政治辅导员，一肩挑业务学习，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14］。蒋南翔首倡政治辅导员制度与其在青年团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1949年，蒋南翔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任职期间，青年团开始选派优秀团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这种工作制度应该是日后蒋南翔倡导的双肩挑政治辅导员的雏形。
清华大学双肩挑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专职辅导员与兼职辅导员相结合，为高校辅导员制度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借鉴这一经验，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提出:“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二年级设政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从专职的党政干部、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其他青年教师中挑选有一定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担任。同时，要逐步培养和配备一批专职的政治辅导员”［15］。正式提出要在高等学校设置专职政治辅导员。
三、思考与启示
1.源起中的苏联因素与中国特色
前面提到过，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均诞生于苏联，那么高校辅导员制度是否也是苏联的舶来品呢?
在苏维埃政权八十余年的历史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高度重视。“苏联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行者，它不仅开创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先河，而且形成了健全的操作机制。”［16］政治指导员制度、少先队辅导员制度乃至高校辅导员制度，作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具，其初衷是一致的。目前国内关于苏联高校辅导员制度方面的研究材料较少，这一制度在苏联何时成型，其背景、原因如何，均没有现成答案，只能从只言片语中对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一窥大概:“高校思想教育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党、政、团、工会等组织共同进行的。各社会学科教研室和教师在这一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个年级设立辅导员，负责监督年级的教学—教育工作，并给学生以全面的指导。辅导员由抽调的优秀教师担任。其中许多人还经过马列主义大学培训。”［17］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苏联的这一模式与中国如出一辙。
反观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配合时代大背景，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全面学习苏联时期。以1952年开始的高校院系大调整为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学科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一不具有浓重的苏联色彩，当然也包括受政治因素影响至深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提出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就变得有迹可循了。可以说，高校辅导员制度是在参考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吸收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的经验而形成的。这一制度移植到中国后，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其茁壮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几十年来，它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休戚相关，成为一项富于中国特色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
2.源起中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作为源起，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从制度、功能等方面对高校辅导员制度进行了规定。制度设计上，与政治指导员制度相类似，高校辅导员制度最初是以政治工作机构的形式出现的;功能设计上，既然是政治工作机构，政治性工作自然占据了原初功能的核心，这种工作的具体形态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高校学生管理与服务模式的发展，高校辅导员制度逐渐摆脱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的限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制度与功能模式。这一模式在保留原来核心内容(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演变出一些新内容，具体而言，当前高校辅导员制度涵盖三个方面，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事务管理与学生发展指导。三个方面环环相扣，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充分融入现实因素，实现了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高校辅导员制度的源起
高校辅导员制度是当前国内高校普遍采取的一种学生管理制度，在大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有两项制度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政治指导员制度，一是少先队辅导员制度。
1.政治指导员制度
所谓政治指导员，亦简称指导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和相当于连的基层单位的政治主官，与连长同为全连人员的首长，在上级首长、政治机关和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对连队的各项工作共同负责。政治指导员是连队党支部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者。”［1］政治指导员制度肇始于苏俄。为加强对军队的政治领导，1918年7月，俄共在建立正规红军的决议中，把政治委员列为正式编制，分队设政治指导员［2］。受这种“以党领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的启发，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实行党代表制，党代表负有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工作的任务［3］。随着北伐的展开，党代表制得到迅速推广，北伐军师级以上部队设党代表，团级部队设政治指导员。总体而言，党代表制(政治指导员制度)在国民党方面移植得并不成功，受政党组织严密性不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党代表制的作用日渐削弱乃至最终于20世纪20年代末被废弃。
政治指导员制度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际遇则截然不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政治指导员制度则成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即在团以下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三湾改编后，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制度。政治指导员的名称几经变更，1929年改称政治委员，1931年改称政治指导员，此后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全军和全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4］。
与此同时，政治指导员制度还从军队走向高校(主要是军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为了革命的需要，即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兴办大学，大学创办过程中尤为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例，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5］。抗日军政大学“设有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政治部下设有组织、宣传、训育、秘书四科，负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员编成若干大队，大队下设若干支队，支队下设若干中队，政治部给大队配备政治委员，支队配备政治协理员，中队配备政治指导员。它对学生的管理是实行基层学员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制度。政治指导员全面负责基层中队学员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是学校领导对学员进行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6］。这一制度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其效用在实践中得到了有力证明，至今仍散发着活力。政治指导员制度在军队尤其是军校的有效运用，为日后辅导员制度进入高校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2.少先队辅导员制度
所谓少先队辅导员，是“帮助组织少先队员开展各种教育活动的指导者”［7］。与政治指导员制度相类似，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同样源自苏俄。1922年2月，苏俄第一个少先队建立，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建设也提上日程。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儿童组织——劳动童子团。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组织也几经更替。1949年建立了全国性统一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在少先队的建设过程中，少先队辅导员制度是重要一环。1949年4月1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指出青年团应“领导少年儿童工作”，“吸收七岁到十四岁(足岁)的儿童参加少年先锋队。青年团应选派优秀的干部领导这一工作，并在各级团委之下设立少年先锋队队部，作为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领导机关。”［8］1951年7月，团中央派出中国少先队辅导员代表赴苏联学习其少先队工作经验。8月，团中央少年部在中央团校举办第一期少先队辅导员讲习会，参加的有各地学校总辅导员250人，少年工作干部50人，共计300人［9］。1952年12月6日，《教育部、团中央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的联合决定》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优秀的辅导员队伍，是做好少年儿童队工作的主要关键”，并就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专兼职问题以及减课、调动、进修培训等问题作了规定［10］。具体到少先队辅导员，《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第14条规定:“我们的辅导员，由共青团选派优秀团员或聘请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知识丰富、热爱少年儿童的教师以及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来担任。他们是少先队员亲密的朋友和指导者，帮助中队或大队委员会进行工作，组织活动。”［11］《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纲要》中则对少先队辅导员提出了基本要求，要求辅导员做少年儿童人生追求的引领者、实践体验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合法权益的维护者以及良好发展氛围的营造者［12］。这些规定从不同层面完善了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制度保障。
与政治指导员制度相比，少先队辅导员制度除去了军事色彩，保持了政治色彩，增强了教育色彩。少先队辅导员一方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及时传达、贯彻有关少先队工作的文件、指示;另一方面关注学生，加强与学生的交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活跃学生生活，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要求与日后高校辅导员的职责有诸多相似之处。
二、两个源起对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影响
作为高校辅导员制度的两个源起，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在诸多方面对高校辅导员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高校辅导员制度是两者相糅合的产物。
1.政治指导员制度对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影响
高校辅导员的早期提法为“政治辅导员”，这一提法与政治指导员颇多相似。正如政治指导员的产生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政治领导，高校辅导员在初期也是以一种政治工作机构的形式出现的。19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如何加强党对高校的政治领导成为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1951年11月30日，《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在拟定的第5条方案中提出:“为了加强全国工学院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各工学院有准备地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设立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工作。”该方案明确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并得到政务院批准［13］131。1952年 10月28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有重点的试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指示》，指出:“亟须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加强政治领导，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全国高等学校……应有准备地在校内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名称可为政治辅导处。”政治辅导处的任务为:“指导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协助教务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指导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社会活动;掌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管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历史、政治材料，主持毕业学生的鉴定，参加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参加教职员的聘任、升迁、奖惩等工作。”“政治辅导处设辅导员若干人，应就教师和学生中选择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政治品质优良者充任。其主要任务为:在政治辅导处主任领导下辅导一系或几系学生的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组织推动教职员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和社会活动。”［13］176－177以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为工作对象，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工作核心，这一高校辅导员的早期形态，明显借鉴了政治指导员的功用，也为日后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辅导员制度日益健全，逐渐将工作对象固定在学生上，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工作核心则一以贯之地坚持至今。
2.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对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影响
从时间上讲，少先队辅导员成型较晚，然而其实践更为丰富多彩，为高校辅导员制度提供了诸多参考。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在高校党委领导下，在青年团团委具体指导下进行的，许多团干部一身二任，同时也是政治辅导员，这种做法与青年团选派优秀团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一身二任”制度以清华大学的“双肩挑”为代表。1953年，在校长蒋南翔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建立了“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选择一些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政治辅导员，一肩挑业务学习，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14］。蒋南翔首倡政治辅导员制度与其在青年团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1949年，蒋南翔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任职期间，青年团开始选派优秀团员担任少先队辅导员，这种工作制度应该是日后蒋南翔倡导的双肩挑政治辅导员的雏形。
清华大学双肩挑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专职辅导员与兼职辅导员相结合，为高校辅导员制度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借鉴这一经验，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提出:“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二年级设政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从专职的党政干部、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其他青年教师中挑选有一定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担任。同时，要逐步培养和配备一批专职的政治辅导员”［15］。正式提出要在高等学校设置专职政治辅导员。
三、思考与启示
1.源起中的苏联因素与中国特色
前面提到过，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均诞生于苏联，那么高校辅导员制度是否也是苏联的舶来品呢?
在苏维埃政权八十余年的历史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高度重视。“苏联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行者，它不仅开创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先河，而且形成了健全的操作机制。”［16］政治指导员制度、少先队辅导员制度乃至高校辅导员制度，作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具，其初衷是一致的。目前国内关于苏联高校辅导员制度方面的研究材料较少，这一制度在苏联何时成型，其背景、原因如何，均没有现成答案，只能从只言片语中对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一窥大概:“高校思想教育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党、政、团、工会等组织共同进行的。各社会学科教研室和教师在这一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个年级设立辅导员，负责监督年级的教学—教育工作，并给学生以全面的指导。辅导员由抽调的优秀教师担任。其中许多人还经过马列主义大学培训。”［17］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苏联的这一模式与中国如出一辙。
反观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配合时代大背景，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全面学习苏联时期。以1952年开始的高校院系大调整为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学科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一不具有浓重的苏联色彩，当然也包括受政治因素影响至深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提出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就变得有迹可循了。可以说，高校辅导员制度是在参考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吸收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的经验而形成的。这一制度移植到中国后，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其茁壮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几十年来，它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休戚相关，成为一项富于中国特色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
2.源起中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作为源起，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少先队辅导员制度从制度、功能等方面对高校辅导员制度进行了规定。制度设计上，与政治指导员制度相类似，高校辅导员制度最初是以政治工作机构的形式出现的;功能设计上，既然是政治工作机构，政治性工作自然占据了原初功能的核心，这种工作的具体形态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文章来源：政治指导员 网址: http://zhengzhizhidaoyuan.400nongye.com/lunwen/itemid-607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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